新农村建设演讲稿—怎样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大的热门，和财富有密切的关系，我就把我们自己的体会跟大家探讨一下。去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今年的3月份两会都提出来，新农村建设作为全党重大历史任务，大家的压力一定很大，我们回答，恰恰相反我们的压力小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在两会期间几千名代表委员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不同的领域谈新农村建设，从报上、电视上、文章很多，几千名中国的高层专家都在谈新农村建设和不同的角度，而且谈得非常具体和深入翔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农村研究压力就小多了，有这么多同志在提。            
    新农村建设在很多情况下，似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好像在一个晚上一个早晨就会出现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艰苦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它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经常在谈，农村工作“三农”问题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深层次的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是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而且有一些制约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的矛盾或没有得到解决。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怎样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应该提到2005年是中国的改革年，有的同志说可以说中国改革回顾年或者中国改革反思年。在2005年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农村领域取消了农业税。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讲，2006年开始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改革，这个改革确确实实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取消农业税只是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取消农业税之后面临的任务更重，挑战更严峻，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村税费改革委中心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否则的话，取消农业税的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取消农业税确实惠农利农的巨大筹措，由此引发和凸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引发，原来不明显的问题矛盾凸现出来。农业税一共三四百亿，占整个税收里边占很小的收入，但是农业税本身的取消标志着什么呢？关键的问题不是农业税，而是和农业税联系在一起的搭车收费村提留、乡统筹加在农民上的负担，这部分负担到底有多少呢？一是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做了一个估算，财政部门有关一个估算，最保守的估算，连农业税加上村提留乡统筹加起来最保守1500到1700亿，取消农业税本关键和农业税捆绑在一起村提留乡统筹搭车收费是大头。把这个都取消了，就取消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搭车收费的平台，有些矛盾就凸现出来了。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讲，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央对地方的财税支付780亿，地方配套的转移支付250亿，加起来1030亿，需小农业税本身如果说农业税加上搭车收费远远超过1500亿甚至到1700，这样的话1030亿的转移支付和最保守估计1500亿还有一个缺口，这部分钱怎么办？如果说这个缺口不通过深化改革，不通过其他措施弥补的话，存在很多的问题。
     另外，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和村这几级有很沉重的债务负担，退养这个数字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农民的负担是多少，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农民负担是一个无底洞。农民负担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农村到乡镇到村的债务也同样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有的说三千多亿，有的说现在已经六千多亿甚至七千多亿等等，这部分债务怎么来的呢？都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包括九十年代之后我们搞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乡乡冒烟，不换思想就换人，当时盲目决策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乡镇企业搞起来，搞完经营部善，负债累累。消灭土牌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很多地方借钱搞农村的校舍，校舍搞起来有的学校合并，很多是欠的债。前几年在农村清理整顿又欠下一笔债，包括地方干部，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层的税收和摊派的任务，借钱完成税收和债务，这些债务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摆在这儿，怎么办？
     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原来落后地区和中部地区包括农业主产区或者农业税比较大的产区，取消之后财政很多完全是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有的地方讲，原来是吃饭财政，到现在到要饭财政，在整个的财政收入当中，从上级转移支付80%甚至90%完全从上面下来的。
     取消农业税之后，可能有些搞企业的同志不知道，在底下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中心工作转，什么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工作，原来讲叫催粮催款，要钱要粮要命都是底下敢不敢的活，但是活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活儿就是税收和各种负担，各种负担不是靠乡镇财政所来收，靠乡村两级干部收，如果原来把乡村两级干部上去的话，中国油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收费队伍，几百万，甚至更大的队伍。取消农业税之后，搭车收费的平台也拆了，任务也就没有了，乡镇和村转换职能为老百姓服务就提供了依据。原来我们也这么写文章的，现在也不能过于乐观。
     如果在底下真正吃饭揭不开饭的话，即使把农业税取消，会出现新的办法，有各种其他的收费，包括超生子女社会事业费的收入，包括原来应该火葬土葬的罚没收入，现在把学生的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但是有一些自愿性的交费收入，建房的注册费、耕地费等等，在收入当中显示出来，并没有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里边我们讲，免税兴费，税免了，也可能有新的费，为什么讲温家宝总理一再讲，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能力走出怪圈，历朝历代每次减免税隔一段时间反弹，变本加厉恶性循环，把所有税免了，过一段时候又加码了，我们应该有能力走出这个怪圈。
     取消农业税之后，很多地方最后饭都揭不开锅，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应该有严格的用处和监督的，有的镇长讲，我们实在经济运转不开，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斗胆挤占挪用专项资金，不用斗胆，这个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本身是犯错误的。
     在这个前提下，取消农业税之后，实际上给乡镇包括县各方面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的治理结构怎么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怎么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取消农业税支付的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这一级基本上没有财政，一级政府没有财政收入，政府存在的依据在哪里？有财才有政，没有财怎么回有政呢？老百姓讲，取消农业税，拿收费收费卡我们，现在不用交费交税，我们现在不怕你了，干部就讲，原来拿收费收费作为筹码，取消之后老百姓不怕我们，我们也没事干了，老百姓讲，如果在这个前提下，该你做的事不做，水库漏了不修，该做的事不做，我要你政府干什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或者村，包括县各级政府的转换职能，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个功能的话，不能履行的话，显然取消农业税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凸现和引发的问题，我认为它是现实深层次矛盾的反映，为什么这么呢？这几点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有明确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国民收入格局没有根本的改观。两个趋向，工业范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到目前为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序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观。现在的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条条是各级部门，块块是地方的，条条和块块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对矛盾本身有一个相对均衡的状况，我个人感到，现在条条和块块的关系本身是一种失衡的状况。1994年的时候，当时搞分税制，分税制的目的想集中财力，中央财力太弱，但是从1994年分税之后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但是分税制之后，当时造成很大的情况就是说，财权上手，事权下放，在基层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包括到乡镇和县都可以讲，我们的责任是无限的，但是乡系的财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力，无限的责任，为什么摊派问题那么严重，因为很多的从上面布置的任务和工作都是往下布置作为政策布置下来的，但是光给政策不
给钱，人民的学校人民建，人民的道路人民建，人民的厕所人民建，光有任务没有钱，怎么办？只好从老百姓这儿摊派，造成老百姓负担的加重。 
     另外作为公共产品并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比如到乡镇、村，摊派各种报纸报刊，完全就是垂直体系布置下来的，有的时候到下班根本没人看，搁在那儿，就成为农民和干部的各级政府的负担。这样财权事权农区的局面在94年分税制凸现出来。到02年几个主体税种省市县共享，进一步降低县一级的税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得到的比例从25%降到20%，从地税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百分之百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给一个人的感觉，凡是有些潜力的，有发展的税种或者上划或者比例往上更高，留给地方没有什么潜力没有什么油水的税种，从基层到县到乡镇财政方面税收基础更加薄弱。 
     从基层反映，现在的垂直管理是越来越厉害，很多的部门被条条框到上面，国土、工商、供电等等，凡是有些权力的部门，省对县的垂直管理，部门垂直上去了，但是这些部门的工资从县里来发，部门都上去了，工资还是我这儿发，作为地方的自助行，从垂直部门来讲有它的考虑，我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我为了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等等，用垂直体系和垂直管理把东西都框上去了，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讲，到底利大还是弊大，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我只提出来跟大家一块商讨。 
     现在很多地方县里头讲我们是吃饭财政和要饭财政是讨饭财政的情况。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各主战场和平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枢纽和连接点。 
     新农村建设也好，五个统筹也好，县这一块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讲两个反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这一块主要在县这一块体现出来，一个县一两千平方公里，几百万人，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卢森堡2500多平方公里，44多万人，这跟我们一个县的规模差不多，卢森堡2000年GDP是189亿美元，相当于1600多人民币，最好的县，2003年GDP500多人民币，相当于卢森堡的三分之一，中国有10%的县达到卢森堡的水平，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稳固的基础和底蕴，现在看来县域经济本身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不能既得利益划分更进一步加强。从底下把钱收上去，钱都到那儿去了呢，新农村建设基本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新农村建设是两头热，中央热、老百姓热，我们这头夹在中间，老百姓讲，中央也说了，我们也看报纸了，看了电视了，有3000多亿用于三农，你们不见动静，要到这个钱，这个钱来了之后都贪污挪用了，县委书记说，五中全会开完一个月带着我们县的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到发改委去了，我们是第一个跑到那儿去的，到那儿就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步骤，两会期间又去了，3月1号到15号，呆了15天，把我们的规划报到发改委，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老百姓一说中央给了那么多钱到哪儿去了，三个高于，2006年国家财政增量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三个高于本身是有很大的余地，这种政策语言本身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本身就有很大的空间，为什么呢？用于三农的2005年2975亿，2006年是3397亿，比重从04年到05面逐步降低的，04年用于三农支出的资金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是9.2%，到05年是降到8.8%，用于三农资金确实增加了，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比三农资金增长幅度更快，比重是下降的。政策语言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讲三农支出，本身口径是非常含混的，到底什么真正用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支出，包括一部分事业费、人头费等其它的费用，有的专家说，真正直接用于三农的不到40%。老百姓说几千亿，第三个问题，实际上中央提出在新农资金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从现在的分析来看，存量调整是调不动的，增量重点倾斜，到目前来看也没有重点倾斜，因为增长幅度并没有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快，3000多亿，实际上从中央十几个部门，每一个部门一道一道把的，现在涉及到支农一共有16、7个部门，财政部到农业部、科技部、文化部、民政部等都涉及到一块资金，16各部门把着三千多亿，从中央到省市到县到到镇到村到农户，这样的资金下来之后，真正的农户能得到多少，很大程度靠专项资金解决农业农村的问题。 
     专项资金有挪用的问题，专项资金实际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2004年只占57%，一般性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完全是制度性的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只占财力性转移支付29%，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六千多亿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占了50%。专项转移支付里边又分16、7个部门，通过这么多渠道往下走。另外一点，在以前很大程度上由一些专项转移支付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不透明性、随意性、不确定性。给哪个地区也很大程度上，决策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底下的同志深有感触讲，现在干部从下往上调，项目从上往下跑，一到年底北京外地车牌特别多，交通特别挤，很多外地进京跑部公关要项目，专项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成为寻租的根源，造成很多地方和中央寻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腐败的原因。有的地方县委书记讲话是很沉重的，跑项目学问太大了，但是不跑又不行。我们去跑项目，我们是个贫困县，跑项目的力度不够，力度是什么呢？我们也很清楚，贫困地区就这么点力度，都使也不行。有时候跟我们的同志讲，我们只有把眼睛盯着项目我们才能活，没有项目就得死，跑不过来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新农村建设都去跑项目专项资金，出现这样情况的话，显然我们的钱最后能不能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是不是真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这又是一个问题。 
     新农村建设如果说几千亿倾斜，最后出现国家出钱，部门分肥，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或者很少得到实惠，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和新农村建设的初衷相违背，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农村，这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存量调整，为什么增量重点倾斜不了，因为我们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背后调整现有既得利益格局，从各个部门也好各个集团也好，谁都愿意自己兜里钱越多越好，所以这种调整很难，新农村建设资金捆绑使用，各司其职，各尽其工，共同使用，这个钱归你，我们用，但是大家共同整合资源，最后功劳是你的，在目前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因为更深层次的矛盾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广泛农村群众需求导向型的重大战略举措。最后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满足人民迅速最紧迫的需求，现在新农村建设本身，包括这些年取消农业税之后，转换政府职能，政府更多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退出来，尊重农民的住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该从原来通知型管理型的政府转项服务型的政府，从全能的政府转向有限责任的政府，现在很多事布置下来还是自上而下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我们把任务布置下来，分解、定指标、下任务，指标层层分解，一票否决，把这些作为指标的权重，还是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一有新农村建设，把所有的任务分解了，达标评比，满分140分，120以上是优，80以下是差，当年能够见成效，能够极早见成效的村，新农村试点首先在公路边，沿着公路沿线比较方便的，为什么呢？这是以往搞下来，任何地方有一个样板，重点倾斜，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领导和所谓专家到那儿一看，马上很方便地看到，欣欣向荣，欢欣鼓舞，看完以后警车一开道又回去了，新农村建成几个样板是好办的，全国65万多个行政村，使广大的农村地区都能够实现中央提出来20个字是几十年的努力，现在要出成效，报样板，和中央原来的意图和新农村建设也是相违背的。县里同志跟我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指标体系，不考核，不布置任务，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监督和检查呢？但是你只要有一些指标，必然围着指标转。县委书记跟我讲，一个月不开会，下面没事情干，思想就反掉了。“五要五不要”，讲得非常好，本身系良好的愿望，但是背后取决于体制，传统的管理模式、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不改变的话，我们所说的“五要五不要”很难落实的，五要五不要最后是五不要的东西最后就成了五要，这个事情也是涉及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考核机制的改革。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深化改革本身光靠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谈的问题都不是的问题，光靠农村解决不了，要靠深化整个宏观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农业靠发展非工产业发展，农村靠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靠转移剩余劳动力解决，真正所说跳出三农看三农，三农深层次的矛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中之重的问题，最终靠深化整个宏观体制的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只有深化宏观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和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新农村建设五句话20个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光搞村不行，必须要和整个县的整体规划结合，而且现在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快，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我们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经济事业发展又落后于城市，但是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也落后于其它的大城市、中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村一看挺好，村里说村里垃圾遍地都是垃圾，现在我们搞垃圾集中，乡镇处理，现在我们村比较大，弄了三个保洁员，垃圾到底哪儿，到乡镇，我问镇长，垃圾怎么办呢？垃圾就地掩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问县里，县里也只能填埋，不能干别的吗？上一套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几千万，上几千万的设施每年搞垃圾发电几百吨垃圾，一个县没有那么大的量，要把周围弄上的话涉及到运输成本、管理协调的问题，县本身没有这个力量，老百姓就说，垃圾收完之后，最后填埋，闹不好要二次污染。改厕所，搞污水处理，有的地方，离乡镇比较近的村，搞抽水马桶，化粪池、楼房，搞楼房怎么样，化粪池有两三层过滤，过滤完之后，水还是不行，旁边只要盖了楼之后，水晶的水不好吃，有怪味。县的管道透到乡镇、通到村怎么弄，好像新农村建设改厕也好、垃圾处理也好，没有整个的系统，没有整个的规划，没有整个的投入，最后搞出来很难持续，调整收入分配收入格局，重点倾斜，很重要发展县域自身的经济活力，把蛋糕做它，使它自己成为实现两个反哺，真正为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