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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的“块状经济”的探讨

作者:不详  来源:不详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05-10-16 16:12:05

对浙江
“块状经济”探讨

2001-06-28

浙江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决状结构特点,即一个乡镇或几个乡镇集中生产同一类产品。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把它称之为“块状经济”。也有人叫“区块经济”。其实这就是区域特色经济,只是它并不以一乡镇、一县市行下区域为界限。

目前,经济界和新闻界都在盛传“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以笔者愚见,“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中最突出现象,也最能体现“浙江精神”。

浙江全省共66个县(市、区), 却拥有年产值超亿元各类块状经济306处,总量达2644亿元,每处平均规模为8.7亿元,其中超100亿元有4处。嵊州市生产领带在全国领带市场中占有80%份额。国外新出领带式样只一到他们手中,21小时之内他们就能将这种新款式摆上市场。诸暨市唐镇年产袜子48亿双,在全国袜子市场占有率为70%。富阳市分水镇年产圆珠笔12亿支。海宁不产一张皮革,却成为皮件生产基地,占有1/4国内皮件市场。嘉善不产一寸木材,可每年生产各种成板350万立方米。仙居农民把全国各地照相馆、医院X光室生产80%废液收购回去,1999年提炼出500吨白银。此等等。不胜枚举。浙江人不无自豪地说:他们决状经济往往是本地无自然资源可利用“无中生有”经济。

探讨浙江块状经济成因是一件十分有价值但又很容易挂一漏万事。归纳起来,致有以下几条:

一是老百姓敢闯。浙江块状经济是老百姓白手起家干出来、闯出来。浙江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由于处于沿海前线,地去国家投资较少,长期以农为主,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124亿。改革开放后,浙江凭其区位优势,得风气之先,加之能工巧匠多,头脑灵活,一心想改变贫穷生活广浙江农民率先爬上田坎,不等不靠,用“五把刀子”(剪刀―服装业、菜刀―饮食业、皮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闯荡市场。他们北上南下西进,历尽千辛万苦。有困难首先靠自己,而不是动辄找政府。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于闯出了一条路,成了气候。现在,有300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100万浙江人在海外经商。张德江说,这就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浙江精神”。

二是兴非公经济。浙江块状经济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浙江有“四个不限”(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三个加”(加政策扶持力度、加依法保护力度、加环境整治力度)、“三个有”(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至1999年底,浙江全省个体工商户总量已达164.44万户,注册资金总额289.3亿元,从业人员281.43万人;私营企业14.64万户,注册资金总额1114.3亿元,从业人员191.91万人;实现工业产值598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544.25亿元,完成出口交货值223.23亿元。这样,浙江省在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五种指标上均排名全国第一。到去年底,浙江非公经济从业人员已占全省总人口11%,工业产值中占比45.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占比57.7%,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0%。浙江非公经济已占有“半壁江山”,成为浙江经济新增长点。

三是办市场。浙江块状经济都有特色市场作为依托,以市场为中心辐射、带动一个地区。他们经验是:“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兴一个城镇,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截止19999年底,浙江全省建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平均1万人拥有一个专业市场,有75万经营户活跃其中,年成交额3606亿元,已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成交额名列全国前两位,已成为国际性市场。特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汇集了28类8万多种小商品,一般人心能想到都能买到。义乌现有从业人员7万多,日均客流量15万余人,货物日吞吐量3000多吨,1999年市场成交额达到175亿元,每年为国家提供税收1.6亿元,摊店租金和工商管理费5400万元,商品出口美国、日本、德国、乌克兰等92个国家和地区,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家企业在义乌设有采购点,年出口交货值超过30亿元。浙江人很会做生意,赚钱不嫌其小。一个钮扣成本是2分,卖价1角,利润率为500%。他们叫“小商品、市场、高回报”。

四是政府敢导又善导。兴办非公经济,以市场为载体发展块状经济,办这些事都靠老百姓,老百姓是市场经济主体,政府不能包办代替。政府职责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老百性积极性和创业精神引导、保护。紧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允许试、允许看、不争论……这些道理,说起来似乎家都懂,做起来却不很容易,有甚至一做就错。80年代初,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以假冒伪劣闻名全国,国家几个部委联合发文禁止销售柳市产品,并派工作组打掉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基地。当地政府面对方方面面压力,态度很明确:造假打,但允许改,允许重新发展。现在柳市已成为全国最低压电器生产基地,占所着国内1/3市场,拥有多个通过国际质量认证知名品牌,年出口创汇3亿多元,居全国之首。柳市著名正泰集团从当年一个小作坊发展成现在年销售额20多亿元集团。果当时地方政府领导采取打尽杀绝方法,哪还有今天柳市!

另一个感人例了发生在温购市牧屿镇。80年代初,该镇农民陈华根和其他5个农民想出了合股办鞋厂主意,有以资金入股,有以技术入股,有仅靠有上海有亲戚可以帮助打开市场就以市场入股。他们进行工商登记时却难住了工作人员,照传统规定无法确定这家非驴非马企业性质。但当时领导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工商部门破例办了登记,给它定了“联户合作”性质。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种情况,浙江人形象地称之为“先生孩子后取名”。

当然,浙江一些地方也发生过少数地方领导为赶风头、保“乌纱”而挫伤群众积极性,坐失经济发展良机行为。当地领导班子和广群人世间对此都不回避,并引以为戒。他们回顾20年改革开放风雨历程,总结出三条经验:一、不信邪、不争论、不怕压,坚持“三个利于”标准;二、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心,实事求是贯彻政策;三、不为官、不为利、不为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者:俞荣根来源:领导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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