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时空想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被许多地方政府奉为发展经济的圭臬，地方政府挖空心思、掘地三尺，想方设法寻找具有历史影响与地域声名的文化事项，其中利用最多的当属民俗文化。曾几何时，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文化好像“陪侍女郎”，地方政府的任何发展计划都很可能把文化拉来陪衬一把，吃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鬼文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管发掘、包装了何种历史文化或者民俗事项，无非都是经济发展的陪衬品而已，文人们证明文化事项的历史影响与地域性声望，试图通过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的金字招牌扩大地方的影响，足以使地方政府吸引到海内外的资金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在仪式表演的背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则是“让 ╳ ╳ 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 ╳”，怀抱着通过文化的仪式化表演纳入世界经济秩序格局的理想，想象地方性文化的展示迈向世界的坦途，这种全球化的想象正是中国当下的文化现象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症候。对于这一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们还是以2000年9月浙江省绍兴市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绍兴文化周”为个案进行分析。

据主办单位介绍，本次“中国·绍兴文化周”以“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为主题，集中展示绍兴的文化精品，汇集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利用绍兴建筑、旅游业的影响，以展览、展演、展销、洽谈等形式，充分展示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杰出的名人群体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提高绍兴知名度和影响力。整个文化周分为“文化活动”和“经贸活动”两大部分。其中“文化活动”包括戏曲展演、书法展览、 文化名品图展、电视精品展播。经贸活动包括农副产品展销、农业科技招商 建筑业恳谈会、 旅游业恳谈会。此次“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报纸《绍兴日报》的说法：

整个上海滩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绍兴的桥、水、酒、戏曲及历史名人，使前来参观的上海人陶醉忘归，赞叹不已。绍兴文化周展览”充分体现了“文化切入，雅俗共赏”的布局精神。第一部分“文化名品图片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绍兴丰厚的历史文化、人文文化和乡土文化，不少人看完图片展后就表示“有空一定要去绍兴白相”；第二部分“翰墨渊薮”展出了历代绍兴书法名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少儿书法作品展”部分令参观者刮目，赞不绝口；第三部分是农副产品展销，各种绍兴的名优新特农产品让参观者既领略了乡土风俗，又能满载而归。蔡元培的侄曾孙蔡健国先生在看完展览后说：“整个布局既有高雅文化，又有乡土文化，豪华的展馆里卖1元多一瓶的腐乳而并不显得突兀，这就是绍兴乡土文化。”最能吸引人的展厅是充满绍兴乡土味和民俗风味的农产品展厅，其中的咸亨酒店场景，让不少上海人有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嚼一颗茴香豆，喝一口热老酒，咽下一缕绍兴风情。而霉豆腐、霉干菜等风味食品也不断诱使上海市民打开钱袋。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也参观了“绍兴文化周”的展览，他在上虞的有关展点前对记者说，绍兴的人文景观并不输杭州、苏州，而独特的民俗风情更让人回味良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这种以文化为主题的宣传形式效果不错，另外还可以拍摄一些纪录片，在上海的媒体中陆续播放，介绍一些绍兴人文文化的渊源。一位从事过多次类似宣传报道的上海台记者说：“来上海作各种宣传的省、市挺多，但拉出‘文化’大旗的还是头一家。”[1]

从记者的介绍来看，“中国·绍兴文化周”可谓非常成功，而它的成功可以说是完全以绍兴的自然山水以及人文景观取胜。绍兴这块土地，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就孕育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更不用说它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这些都使它具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向外界展示其诱人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一文化策划取得成功的奥妙，毋宁是“中国·绍兴文化周”中权力话语的展示，正是这一系列的权力话语，将绍兴本土的各种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构成一出社会戏剧。表面看来，在这出社会戏剧之中，扮演主角的是绍兴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其实，当这些所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浓缩在一个有限的场景之中的时候，整个自然与文化资源就已经被彻底的戏剧化了，换言之，作为政治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在这一戏剧化的过程中，充当着导演者的身份，这些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只是实现政府政治意图与经济目的的木偶，在整个社会戏剧中，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展示依据的是程式化、仪式化的套路，文化资源的展示演化成了政治权力意图的展示，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绍兴文化周”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仪式。在“文化周”期间，促使文化资源实现意识形态功能转换的恰恰是文化资源的空间位移，绍兴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展览、表演的方式展现在昔日十里洋场，今日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大上海，绍兴市政府的这一文化策划可谓意味深长。如果我们解构这一权力话语的展示过程，则可以发现，权力话语的展示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来完成的，在这一展示过程中，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共谋，驱动着大众观看这场文化资源展示（权力话语展示）的欲望。

关于时间的想象，表现在将绍兴的历史发展脉络实物化，在“文化名品图片展”中，将代表绍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代文物一一展示，而所谓名人、名馆、名舍、名景等的展示更将一个地域悠久的历史与可视、可感的人文景观联系在一起，而当代文化的成就展示则向观众表明：在今天，这一悠久的文化灿烂依然，形成一幅流动的辉煌历史画轴。无论是现代史上的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历史人物，还是古代历史人物曾经流连驻足的名山胜水，它们象征的是一个地域的历史流程，却被现代的光电设备、包装技术整合到一个空间之中，无非是为了论证绍兴悠久的历史以及鼎盛的人文，而论证的目的又是为了向观众展示“中国·绍兴文化周”活动策划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说，绍兴拥有足够多的文化资本吸引外来者的眼光，使更多的外来资金注入绍兴的经济建设。关于绍兴风土人情的介绍，特意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咸亨酒店”以图片的形式在“文化周”宣传的互联网网页上予以展示，却无须描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关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杰出思考与批判，在这里，思想已经被视听时代的图片形式过滤与化约了，历史已经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厚重与深沉，在这种平面化的展示中，人们无须了解到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因为权力在这场历史与文化展示的社会戏剧中，已经预设了历史与文化的陪衬作用，真正支持着历史与文化展示的是一种权力与经济合谋的目的。在当下的文化境遇中，历史往往不是被尊重的事实，反而是戏拟、反讽、不断被“修正”的对象，一如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掩盖了现象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当下的文化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同样表明了人们运用历史的潜在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众多的“人造节日”中看到这种对于历史与文化的“非历史化”的倾向，历史与文化往往成了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玩弄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揭示的是这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它又是如何从当下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语境中脱胎而出？它是如何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又是如何参与到中国当下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2]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绍兴文化周”的口号是“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而不采用人们常见的“让世界了解绍兴 ，让绍兴走向世界”的宣传话语，这一口号表述的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想象，即“绍兴—上海—世界”的空间序列想象。其实，主办单位对“文化周”命名尽管煞费苦心，“中国·绍兴文化周”将主办单位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却暴露无遗，当然，这是一种潜在的空间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绍兴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之近，稍有历史与文化知识的上海人应该不会不知道绍兴这个地方，如果主办单位仅仅局限于上海的市场，没有必要在绍兴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自从90年代以来，上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浸淫着欧风美雨，引领数十年中国社会关于现代文明的想象，今日的上海滩又一次领导着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货”依然是工业文明的象征，自从近代以来，上海似乎从来没有失去其作为东部中国中心的地位。现在，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城市建筑等等以其奢华而虚假的繁荣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获得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上海拥有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的意义，在广大的东部地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无疑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另外，在边缘地区看来，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无疑要比边缘地区小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上海的城市文明拉近了边缘地区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距离，因为，在大上海可以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向往上海的城市文明，试图开拓上海市场的努力，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全球化的想象。在上海展示绍兴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名优特产，绍兴以一种经济弱者的姿态明显地希望能够得到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的认同，它必须采取的策略只有在经济强者面前展示自己的文化优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强者的形象，以深邃的历史感填补空间想象所带来的距离，以此更靠近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希望能够纳入由上海引领潮流的经济秩序之中，进而通过上海迈上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借船出海”，用国家话语表述则是“与世界接轨”。

在这一时空想象的话语实践中，历史、文化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妆饰，历史与文化既建构着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现代化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同时，这种想象也反过来建构着历史与文化，其实，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中，我们毋宁更应该强调后者。我们不难想象，在漫长的绍兴发展史上，除了在“文化周”期间作为权力政治与资本展示的历史与文化事项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的历史与文化事项，而这些事项却被掩盖、被遮蔽，原因在于这些历史与文化事项并不符合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因此，当绍兴的历史与文化在大上海的各种展览场馆展示的时候，当上海的市民啧啧称赏于绍兴历史文化的悠久灿烂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关于绍兴的另一种历史与文化的解释已经流失，因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经过权力政治与资本过滤的历史与文化面相，真实的历史与文化远非如此直线进化与简单明了，权力政治与资本控制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地区的话语表述，将历史与文化仪式化、戏剧化的后果，则是剥夺了历史与文化表述的主体位置 ，而将其控制在权力政治与资本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3]权力政治与资本的作用并不仅仅于此，同样作用在现代化的空间想象之中。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无可置疑的是，资本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它在破坏了原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机制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一套符合资本运行逻辑的机制，这就是在国家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之间形成互惠、共谋的关系，资本利用权力政治规避在市场法则中可能遇到的限制与麻烦，而权力政治则代表资本组织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源，进而使资本不断扩张。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与互惠，在“中国·绍兴文化周”期间，将绍兴的各种地方性资源整合在“让上海更了解绍兴，让绍兴更走近上海”的主题下，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绍兴的历史、文化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其实并不可能相互转换，可以互惠的是两地的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但是，权力政治与资本在上海展示着绍兴的历史与文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弥漫着绍兴文化气息”，使两者在一个戏剧化的舞台上联系了起来，进而完成了权力政治与资本关于绍兴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想象。

“中国·绍兴文化周”的时间与空间想象，只是当下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的一个个案而已，但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症候。这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这一时代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都应该联系到地方性文化与全球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些与作为整体的全球系统的反应和解释有关。更具体地说，全球化包括了这样的压力，它迫使社会、文明和传统——既包括“隐蔽的”传统又包括“发明的”传统——的代言人转向全球性文化场景，寻求被认为与他们的认同相关的思想和象征。在“中国·绍兴文化周”的仪式展演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绍兴的地方性知识的形成过程，而这种地方性的知识却被吸纳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更具有理性化的话语中，为关于发展、进步的现代化想象的话语所建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地缘政治界限内所酝酿的社会生活形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成为跨国的、乃至全球性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想象所生产的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的人们朝着西方主导潮流已经设计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目标，权力政治与资本常常是代替地方性文化说话，将他们的知识与历史翻译成为符合现代化目标的语言，并且利用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翻译使权力政治与资本对地方性知识的干预具有合法性，进而获得民间的认同。

注释:

[1]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 Duara，1995，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229。

参考消息:

[1]本文涉及的“中国·绍兴文化周”资料均来自网站： http://www.sxwb.com.cn 。

[2] 王晓明在《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导论”中曾经分析90年代初开始冒出的一种新的“思想”，笔者在此基础上概括为：现代化诉求，物质利益的渴望，权力与资本共谋的合法性论证，漠视社会的自由、平等与公正，传媒与权力政治的利益与共。

[3]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的叙事方式，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叙事方式挟持再生产大写历史之假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那些不适合大写历史理念的他者——比如民间宗教或者秘密社会——则被大写历史所忘却（obliterate）和谮用(appropriate)。即便在国族大写历史的理念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这种中心化的辩护者、集权论的叙事已经摧毁和埋葬了一个现代国族成长的替代性叙事途径。见Prasenjit Duara，1995，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229。

作者：暨南大学中文系 刘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