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关键词语  汪士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理论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主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先生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1］我1994年在赵靖先生门下进修时，先生就这个话题亦提到过几次。笔者由此受到启发，于是试图把汪士铎与马尔萨斯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他们的共同之处，并进一步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影响，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2］
    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象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乙丙日记》卷三）。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二）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什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
    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的增加和利润的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3］。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资料增长的缓慢。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自然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
    （三）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
    为什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4］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
    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记》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记》卷三），“喜丁旺，谓为开族”（《乙丙日记》卷二）。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的。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记》卷二）。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
    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动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乙丙日记》卷三）。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看成是过剩人口的穷人的动乱。把人民的贫困、失业和被迫起来造反都归结为人口本身繁衍的过速过多。
   二、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区别
    在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方法）方面，汪士铎和马尔萨斯在表面上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提到了战争、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马尔萨斯将他的抑制方法分为两大类：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积极抑制主要是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如贫困、饥荒、疾病、战争、瘟疫等；预防抑制则是人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与之相比较，汪士铎提出的抑制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更加强调人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婴、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处罚、晚婚等主张全都是人为的社会行为。他也提到了马尔萨斯作为积极抑制方法的战争。但马尔萨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战争存在着造成人口死亡以至减少人口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汪士铎则是积极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
    第二，汪士铎更加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他所提出的人为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大多数都必须要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于通过封建国家的政权力量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虽然也讲到人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们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识到人口过剩的未来结果，因而出于远虑的动机而采取的对婚姻欲望的一种自律的道德行为，而并非是一种受外在强制的行为。
    总而言之，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撇开规范判断而就其实证性来说），汪士铎的过剩人口思想则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由于马尔萨斯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来抽象地谈论人口过剩问题，这种高姿态使他不能正视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雇佣劳动而造成广大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样一种私有经济关系本身——具有一种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使其与生活资料增长接近平衡的内在功能，因而徒劳地为他的制度发出人口过剩的呼吁。与之相比，汪士铎则略胜一筹。尽管汪士铎也是避开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来谈人口增长（过量的增长），他这样做正是把自已置身于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中，从肯定封建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客观上指出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长平衡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在机制。虽然他跟马尔萨斯一样，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数据和带有片面性的事实材料，但却不无益处地给人们敲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警钟——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过量增长的必然趋势！
    三、汪士铎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汪士铎基本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但认真挖掘他的思想，进行客观、公证、辩证的评价，在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内容。
    （一）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产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这部著名的农学著作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5］这就是说，在太平时期，即没有什么大的兵荒战乱的条件下，人口的自然发展就不会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启是从对当时明朝皇族繁衍情况的统计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所依据的事实比较特殊，但推而广之，却与普遍的情况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启的这个观点比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时提出的在无障碍条件下人口约25年增加一倍的类似观点要早170多年［6］。
    在这之后，比徐光启晚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关人口在二三十年间加倍增长的观点。他从人口在太平时期每隔一代就会成倍增加的事例出发，认为人口在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可能增加几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说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间至少会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汪士铎充分肯定了前人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人口在无妨碍的情况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标准，“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还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区，人口繁衍程度还要快一些，如他当时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记》卷三）。早婚习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农村，因此汪士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则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铎提出这个观点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产生。但尚无证据说明他那时已经知道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使风闻到一些，也不会确切了解他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说法。因此汪士铎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他的中国前辈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的。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太平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起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乙丙日记》卷三）。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三）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乙丙日记》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记》卷三）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记》卷二），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记》卷三）。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了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四）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
    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乙丙日记》卷二），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记》卷三）。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乙丙日记》卷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了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要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乙丙日记》卷三），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六）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中国近代受到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受这种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即他所说的“士商机巧而无能为，农工愚狠，能为乱而心齐”（《乙丙日记》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经商是富民的一条有利途径，因此应该重视商业。第三，经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经商，夫妇同房机会少，因此可以减少怀孕，从而减少人口出生率。
    从这三点来看，只有第二点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有关人口问题的。但实际上前一二点在汪士铎看来都与最后一点的人口问题联系着。因为经商可以减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会造反了。他调查当时的皖南六邑，说“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乙丙日记》卷三）。那为什么其他地方会人少而富呢？他说：“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经商在外，故生子少，妇人独居故也。又或携眷迁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记》卷二）可见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本质上是与他的人口理论联系着的，经商是减少人口的一个办法，同时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人们可以改变观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从而焕新社会面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进取精神的思想。
    （2001年8月）
    ［注释］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623。
    ［2］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5。
    ［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4。
    ［4］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4。
    ［5］徐光启：《农政全书·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6］张纯元、吴忠观：《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6年，页78。

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

作者：不详 来源：不详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05-10-15 22:52:25

作者：不详来源：不详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05-10-15 22: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