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

    愚昧怎样成为灾难

    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如果这只是少数公民的个人信念或信仰，它无碍大局，不会成灾。它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祸国殃民的奇耻大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

    1．经济、文化在国内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无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蛊惑下，出现大面积的群体愚昧。

    在义和团席卷华北之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枪不入”，屎尿等秽物可以破解和抵挡洋人的枪炮？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残杀“洋鬼子”、“二毛子”，拆毁铁路、电线、学堂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国际法传入近60年后，北京又为什么会出现军民联手攻打使馆的事件？在一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纪，无疑是令中国人蒙羞的国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消灭帝修反”，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难以数计的知识阶层备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亵渎文明，无以复加。中国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狂呼“中国可以说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痴，让炒作者名利双收？！

    窃以为这类现象所以在20世纪中国不绝如缕，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现代公民独立自主的自觉还没有成为多数国民的习惯。他们相信“大师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从，而没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观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个饱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复汉唐盛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却又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世界现状缺乏基本的认识。于是，神仙和超人指点的各种捷径和发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间掀动全国，趋之若骛。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独裁专制的权威犹在。

    与鸦片战争年代不同，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对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可是，他们无法左右局势。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1]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2]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翻检20世纪中国史，义和团以降的各次大灾大难，几乎无一不与这个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条能通过吗？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全国公民可以在这样的制度下正常活动，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的历史肯定会重写；后来的什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恐怕也不会发生。

    贫困和天灾实质是人祸

    改革开发20年，温饱尚未解决的中国人从两亿五千万降至两千六百万。这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不过，如果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50%以上为贫困）来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肯定要大大超过这个官方数字，也许要超过十倍以上。[3]不能忽视平均达到“小康”背后，还有几亿贫困的中国人。从地区看，则三分之二以上江山总体上仍然十分贫困。假如加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等因素去计算，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贫困是20世纪中国最严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请从亲身的见闻说起。小时候我很怕死尸，但偏偏耳闻目睹很多死尸和死尸的故事。只讲一件印象最深的事。1943年，我在兴宁一中念初中一年级。有个周末，从学校回到家，看见对门良友照相馆的橱窗中挂着两幅很大的照片。一幅是枪毙吃人犯，在跪着即将枪毙的犯人身旁，是吃剩的一个小孩的头和两个手臂。另一幅照的是一个善堂的工人一手拿着一条竹杠，另一个手提着一具饿死的婴儿正往用薄薄的白木版钉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经有两三具，而地上还有五六具，有一个婴儿则坐在旁边哭。我不敢多看，含着眼泪，赶快离开。这些照片记录了潮汕地区的惨剧。那一年广东大旱，加上日寇入侵，“1943年全省死于饥饿的达三百万人，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饿死的人数，有文献可查的计台山县十五万人，潮汕地区五十多万人，电白县沿海地区三万人，新会县城十二万人中饿死了四万人，澄海县饿死的农民占三分之一。”[4]“旱灾前，惠来全县人口有40余万人，1943年就死了11万多人。”达濠“饿死者也达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5]人吃人，当时在全省许多地方屡见不鲜。而据现有历史资料，自从清顺治五年（1648）那次灾荒后，将近三百年间，广东已经没有人吃人的记载。[6]

    广东这次灾荒不过是20世纪中国数不胜数的众多灾荒之一。就在1942年，“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也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7]人吃人，狗吃人，报章的记载连篇累牍。

    要是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灾荒通常是地区性的，下半叶则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灾：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有1600万到2700万。”[8]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最近公布的数字更高达4000万。[9]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中国灾荒史上是空前的；无论绝对数还是占人口的比重，都已超过苏联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10]

    天灾年年有；由此变为饥荒，甚至登峰造极，饿死人，人吃人，这可怪不得天老爷。这是人祸。贫困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祸。说到底，还是缺乏自由和法治。

    时至18世纪末，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时的中国不是穷国；但穷根早已深深埋下，进入19、20世纪的一百多年间便每况愈下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现代工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阻碍着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从而无法告别贫困。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11]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2]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13]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14]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15]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于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步履维艰，没有新的经济领域和企业可以大量吸收过剩劳动力；亿万农民守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开发已近极限的小块土地，一遇天灾，怎能不饿死？

    1942年河南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蒋委员长不承认有那么大的天灾！他不但没有认真救灾，还“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当时“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16]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把言论自由视为洪水猛兽。《大公报》的记者把河南大灾人吃人的惨状公诸于众，蒋委员长竟下令该报停刊三天！已定好机票应邀赴美的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在出发前两天接到中宣部长的电话：“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17]一个敌视新闻自由、拒绝独立的大众传媒监督的专制政府驱赶农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广东，则一是日寇横行，他们当然不管中国人的死活；二是国民党官员虽然也做了一些救灾工作，挪用救灾物资投机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祸的气味也是很浓的。

    自由和法治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1959~1961年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早有定论。后二十年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获得经济自由而使农业蓬勃发展的事实，强有力证明了前二十多年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举世公认，内外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器；国有经济只有摆脱行政羁绊走向市场，才能起死回生；又从另一侧面奏响了经济自由颂。当前经济发展的隐忧和障碍何在？经济自由不充分，不准进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经济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还处在不平等状态。国有经济仍受意识形态束缚，即使挂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神憎鬼厌的贪污腐败黑潮所以无法根治，说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而公民应有的自由权被侵蚀，反而要向官员乞讨。

    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

    历史毕竟在前进。要是说上一世纪之交“灭洋”的叫嚣还能愚弄千百万农民，还能在权贵和最高决策层中占上风，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迎接新世纪的主旋律。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

    中国人应该拥抱世界，令人类文明的所有先进成果为我所用。

    自由是舶来品；又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来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国生根，神州必然沦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竞争是制度环境之争。一国、一省、一市乃至一个企业，制度环境优良，资金、人才就会汇聚；反之，则逃之夭夭。

    在新世纪，让狭隘民族主义远离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让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2001年元旦试笔

    原载《合生月刊》第15、16期合刊（2001年1月）

    [1] 《清史稿》卷466。
    [2]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18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
    [3] 2000年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51%；其中三亿多城市人口为40%；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2.5倍。九亿多农民状况如何，不难估计。
    [4]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3页，广州市政协1963年。
    [5] 吴华胥：<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第91、93页，广东省政协1963年。
    [6]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2~13页。
    [7] 钱钢、耿国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75、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9] 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1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91页。
    [11]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12]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 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
    [14] <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15]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16]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第384~386页。
    [17] 同上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