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的渊源与实质（下）——兼论台湾问题的基本估计与中国统一的可能前景

    ”一个中国“的过去时，远溯上古自炎黄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一个中国“的将来时，则但愿是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作为大陆和台湾共同归宿的新中国。至于”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恐怕要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始，特别是后来的国共内战，争相统一对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后这种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峡两岸的仁人志士们，所感怀的是”一个中国“的过去时，所向往的是”一个中国“的未来时，大家的不懈努力，着力于此的是”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

    ”一个中国“既然是客观的事实和过程，那幺”一个中国原则“究其为何呢？按照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论式的标准定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问题是这第三要项，历来是台湾当局难以接受的。为此，钱其琛于一九九八年纪念”江八点“三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中共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海”汪辜会谈“中作出补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最近也有权威人士明确指出，以往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原是”一个中国“原则的第三要项，但新定义将这项改成”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这里实际上为台湾留下一个突破两岸紧张关系的缺口。

    正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一贯可有内外两种解释，很容易混淆。台湾方面包括岛内统派的深怀疑虑，大约主要在于这第三要项，担心一旦作出了承诺，会被偷换概念，正中圈套。这里就非常需要两岸以高度的政治智能，开诚布公来解决。早在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之前，两岸便因”一个中国“是原则抑或议题而争执不下。从陈水扁的角度，承认”一个中国“为议题，这已向前了一步，但是还不够。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刻意回避”台独“，也没有明确承认大陆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说要”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这种含糊其辞，恐怕是大陆方面不能满意的。好在陈的基调平和：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前进，也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后退，没有造成新问题。自3.18以来，大陆一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给了陈水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只要对所谓”台独“的渊源和实质有所洞察，陈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中国“是陈水扁无可回避、终究也无需回避的。两岸的关系完全可以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个中国原则“，仍然是任重道远。两蒋时代倒是明白无误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是意在争夺正统地位，声称”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嚷嚷着”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那是以大陆为敌，未必向和平统一更进一步。

    七、”三通“何惧之有
    台湾当局长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变的大陆政策，虽然相比于两蒋时代僵硬的”三不“，毕竟有所松动，但是陷入一个更深的误区。早期的”国统纲领“尚且确认了最终归于统一的目标，似乎是希望从两岸民间交流和非政治议题开始，逐步推进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协商。但在其中间环节，”国统纲领“预设了政治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摒除敌对状态、国际间相互尊重，然后才肯开放”三通“和推动高层互访。此处居心良苦，但诚意不免受到怀疑，无非是将大陆逼入死角，则其断然不会轻易接受。而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泛政治化，导致相互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使得诸多事务性议题也纷纷搁浅，两岸僵局无法循由先易后难的途径取得突破。

    一味回避两岸的积极接触和政治谈判，是一种鸵鸟政策。首先，这并不足以防止国际政治的天平向大陆倾斜。毕竟时过境迁，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国际社会广为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无限的市场潜力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垂青。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早期的围堵转向积极接触和交往合作，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其次，台湾朝野的”恐共症“仍挥之不去，却焉知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只感受到大陆当局对台咄咄逼人的压力，却不曾意识到台湾经验对于大陆经济政治改革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故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既不必自贬身价，战战兢兢如任人宰割，逆来顺受；也不可盲动和轻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为众所厌弃的”麻烦制造者“；更切莫囿于岛民的狭隘意识，而失落其庄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诚然，大陆今后的走向和进程，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台湾列岛终究不能游离到太平洋深处，其前途注定无法摆脱大陆局势发展之左右。事已至此，恰恰唯有开放交流才能增进台湾安全，并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乃至有助于促使大陆的积极演变，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惧之有？还大可通一通别的嘛。须有这个自信，为什幺要害怕呢？台湾有些人觉得”一国两制“还不够好，其实哪怕”一国一制“也未必就坏，当然得看是怎样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这样一个”制“。正如李远哲所说：”若是一个民主的，安居乐业的中国，即使是一国一制也接受“。”鸵鸟政策“总归不足取。

    大陆曾将”三通“视为推进统一的一个象征性议题，志在必得，本来或许还有在其它方面做出适当政治让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辉坚持认为”三通“将导致两岸交流的迅速扩大，违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带变，不肯加以考虑，坐失良机。恰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国论“激起台海轩然大波后，台湾的几位总统竞选人竞相视”三通“为势在必行，而大陆认为只要双方加入世贸，”三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反不那幺着急了。李登辉大陆政策的破产由此可见。

    陈水扁在当选前后和就职演说中，对”三通“及进一步的两岸交流表示了积极的姿态，此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正如美国如果不能自拔于孤立主义的泥潭，而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则不成其为今日之强盛，台湾之于大陆的两岸关系虽属国内性质，但在战略格局的演变上亦将如是。

    八、应该树立什幺样的统一观
    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两岸老百姓也无怨无仇，虽有政客上下其手惹事生非，但相互的需要将是主流。故从长远上看，我持审慎乐观态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愿意指出，在现阶段常为人所忽视的却是大陆自身内部的统一问题。在现代意义上，大陆算不算是个完全的统一国家尚可疑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加快其对外开放的步伐。经济发展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贸易各方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借助于要素流动，从而改进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理同样或尤其适用于对内开放。你可以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这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国内部门垄断、地方保护和各种经营许可限制以及中世纪般的身份制度（如户口制度等）造成市场割裂，中国对内尚无统一、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可言。尤其是本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即九亿农民从来不曾享受起码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个道义的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已严重影响到现实的经济运行。

    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为何如此之快地遭遇市场的瓶颈。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解释当前内需不足和经济低迷的根源。全社会上下似乎都热衷于谈论种种宏观经济变量和调控手段，如数家珍却无济于事，殚精竭虑者有之，忧国忧民者有之。我感到从学术界到普通公众乃至有关决策部门，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宏观经济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有其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全部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更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如果只把认识停留在宏观经济的表象上，岂非舍本而求末耶！

    我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和市场的内在统一性（非指行政上的令行禁止之类，虽然这也已很成问题）程度可能远亚于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没有根本的突破，中国的横向经济联系并无充分的发展，已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有所局限，市场一体化和市场深化的程度亟待提高。近年上海与湖北的汽车之争，就是商品市场上仍然存留割据势力的一个明证。还有此起彼伏的”茶叶大战“、”薄荷油大战“乃至”啤酒大战“、”香烟大战“等等。至于要素市场上的割据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了。北京市于国庆前置宪法尊严于不顾，大规模驱逐外来民工，并不令人吃惊和意外，因为这太常见了，在全国到处发生，而我们对此好象已经麻木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办加拿大的技术移民，这似乎比他在国内迁个户口还容易些。而资本要素的境况也堪忧虑，往往是进退失据，难畅其流。我们在进一步追求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这固然是（或就算是）个神圣使命，但现在所已达到的形式上的统一（特别就大陆地区而言），尚需大力深化。换言之，统一不仅是一个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归并的过程，更应当是一个在市场发育程度上不断有所深化的过程。因此，如仅把统一问题限于台湾问题是很可笑的，至少是避重就轻。但是，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理解台湾问题，则是恰如其时的。

    国家统一只有深深植根于经济统一才能长治久安；而经济统一的基础在于市场统一；当然，市场统一的成熟形态是从商品到要素、从资金到劳动力的市场统一；统一还必须体现为统一内部的国民待遇。这是我所大力倡导的新型国家统一观。若为统一而统一，只是给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涂脂抹粉、为无聊帮闲文人提供歌功颂德的素材罢了，徒增悲剧或笑谈而已。我所推崇的统一，乃是真正基于人民福祉，顺应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的大仁大义而有利、可行之举。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兼爱“、”非攻“、”交利“，是我所深为赞许的。不过，窃以为合理的次序应是：”交利“、”非攻“、”兼爱“。”交利“即”交相利“，现代经济学的解释是互有所得、共享市场剩余，何乐而不为？”非攻“就是不打仗，现代政治学的解释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相安无事。”兼爱“，又有一层温情脉脉。从根本上说，”交利“是基础。台湾可为大陆东南之屏障，大陆可为台湾深广之腹地，这是地缘政治的观点。非但如此，大陆与台湾经济上又有很强的互补性，且同文同种、地处一衣带水之间，何必舍近而求远呢？双方都在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努力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什么不相互张望一下海峡彼岸商机无限的大市场呢？居然还要为入世名义及孰先孰后，在国际社会上争吵不休，不仅授人以柄，还徒为天下笑！

    九、对台海局势的基本估计
    人们还多争执于”要不要打“”会不会打“、”打不打得下“之类问题，而忽视了”（就算有其必要、可能或把握）打下以后怎么办“，实在是避重就轻、谬莫大焉。首先，”会不会打“这种设问失之于简单，国内有关于此的讨论多肤浅煽情，却吸引了过多的注意力和无知无聊加三级的叫骂之声。殊不知大陆目前操作台湾问题，首要考虑无非是借此巩固内部局势。如果大陆局势尚稳，则不会贸然攻打台湾，因为攻台带来的变量难以预料。但如果弄巧成拙，大陆目前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可能顺其惯性将矛头指向官方自己，这时当局骑虎难下，知其不可而为之，也非危言耸听。在现阶段，中共执政当局对于民众情绪尚能算计准确、勉强做到收放自如，则以上因素暂可以排除。至于，若把动武的底线设置在台湾”宣布独立“上，这仗要打也难，因为台湾当局终究不会愚蠢到给人提供口实，即以他们自己惯常的话语来说，”台湾已经独立（或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行宣布什么”独立“了。从台湾的角度来说，”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现成的满不错的国号何必舍而不用，其”主权独立“的历史据说还一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呢。更换一个什么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要招来灭顶之灾，这一点他们应当是清楚的。而最高领导人即总统改由岛内全民直选，则”台独“所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既已实现，又何必搞得过犹不及、引火烧身呢。台湾这次总统选举中，各参选人的大陆政策主张的微妙的趋同化，也是一个明证。而最近大陆方面提出的”不谈判就打“，虽然疾言令色其势汹汹，引起海内外一片恐慌，实际在措辞上仍留有充分余地，譬如不肯就对方虚与委蛇致使谈判久拖不决的可能提出明确的预案，以免置自己于一言既出、到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的被动境地。

    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陆局势先已失稳，反倒有可能以攻台作最后一搏，换取举国一致的政治局面，并借此非常状态打压内部反对势力，这将不失为一着险棋，非到万不得已不可为之。这里要提醒台湾某些人，他们别有用心地期待着大陆现政权有朝一日如前苏共政权一般分崩离析，届时乘机”宣布独立“。焉知一旦天下大乱，台湾将成为首选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你即便不”宣布独立“，处境就已很危险了，你若要”独立“，只怕无论谁在大陆掌权或有志于掌权，也要借你开刀以装扮成民族英雄和伟大领袖，至少也得迎合一番民众情绪做出激烈反应以保全自身地位与前途。

    至于台湾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与美国，只怕抱错了大腿。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来说，台湾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环节。如果大陆出兵攻台，美国不可能舍身相保、大力介入。因此在美国基本中立的前提下，”打不打得下“也不是个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大不了假以时日和不惜一切代价，则一定可以打得下。但是打下之后，如何治理却是天大难题。

    倘若台湾仍为蒋氏专制统治之下，或战或和，都易于打交道。而今，台湾已远非香港、澳门可比。后两者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有经济自由和法治，而向无政治民主可言，民众没有多少政治参与意识，本地政治力量远未发育丰满（如彭定康临行前抛出”政改方案“，作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却为时已晚，难以贯彻，又不免为人诟病为用心虚伪：你早干什么去了！）。台湾则经开放党禁十多年来，已形成一个初显轮廓的民主架构。

    假如攻取之后保全台湾的民主政体，则缺乏竞选经验且人地生疏、并可能面临民众之对立情绪的中共势力，是否构成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新党（近来又有所谓独立参选人之流）等等的对手，尚成问题。军事登陆成功而政治竞选落败并非没有可能，假如到时一怒之下（或者从一开始就”防患于未然“），转而实行长期的高压统治，岂非又回到了蒋氏的”动员戡乱“时期。这样人心尽丧，资本和人才大量外流，经济持续凋敝，民生不断匮乏，将只能指望大陆不遗余力地输血救急。驻台数十万大军、年以千百亿计的耗费，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也许还要面临极端分子誓不罢休、不择手段、不分对象的恐怖活动，造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他们有人有钱也有枪，还有国际管道，这样的极端分子有那么几百个就足够头痛的了）。凡此种种，日久生变，更将导致大陆局势严重不稳。而究竟所图为何？　值得当局者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