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与史实——谈中学语文统编教材中几篇史论及其他

相当多的史论文章所引用的史料常与史实不符。统编语文教材中《过秦论》《六国论》《伶官传序》等都有这类问题。有些问题在课本注释中有简要说明，有的在语文教学中引起争论（这些争论也见于报刊杂志）。《过秦论》中叙述战国四公子，统率了不同时期的各国２０位名将进攻秦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事实的，但是作者为了反衬秦的强大，为了说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论点，有意采用了夸张的手法。这是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因而没有考虑其是否符合实际。这种情况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所说：“诸子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先师余嘉锡先生也认为“（刘）向之为学，虽非后世之考证家，然博极群书，尤熟于《左传》……岂不知司马子反、叶公子高、令尹子西与昭奚恤非同时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为宝’之意耳……虽时代名氏之不合，然不可不谓之善言理也。”所以读这类文章应侧重理解作者所论之“理”，不必拘泥于史实是否真实。

然而上述课文中因史实舛误而引起对某句或某词的误解，则是在教学中应探讨的问题。

《六国论》中“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中的“速”常见义项有“招致”和“迅速”两义。先秦典籍中两义就同时存在。“速祸”的“速”，如果劝迅速”义，就今天来解释应该说是正确的。秦灭六国是秦国的既定国策，灭燕只有先后之分，并无招惹与否之别，不刺秦，秦也必然要灭燕，刺秦正贻秦以迅速灭燕的口实。但是这不符合苏洵的原意。苏洵引用荆轲刺秦，强调的是招来祸患。苏洵把六国分为三种类型：赂秦的韩、魏、楚，与嬴的齐和抗秦的燕赵，而燕之所以灭亡是由于荆轲刺秦而招祸。后文也说“刺客不行……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因此就苏洵《六国论》的本意说，“速”用的是“招致”义，不然，岂不是把今人的观点加之于古人了吗？再说，苏氏颇着重于六国灭亡的先后。其实六国相继被灭不过短短九年时间而已，苏氏所以强调时间早晚，也是为了证明赂秦者先亡，不赂秦者不致先亡或不致于灭亡的论点。

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前的一段议论，主要论点是：盛衰之理在于人事，强调后唐庄宗宠信伶人导致国家灭亡的史实。其中一句说：“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如果把这句中的“困”字理解为“围困”，也不合史实。《伶官传》记了四个伶人：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从谦（门高）。敬新磨以诙谐谏庄宗，无劣迹，谋反杀死庄宗的只是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和他指挥的军队，并非数十伶人，所以这里的“困”理解为“困惑”“沉溺于某项事物”较为合适。这和最后“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困”同义，而且也是呼应的。

因此阅读或讲解这类文章时，第一，要着重讲作者所说的“理”，也就是作者所持的论点，不必纠缠所引某事是否真实；第二，在某些词句上要根据全文论点来作解释。

因事及人，以评论人物为主的史论又是另一种情况。史传后的作者论赞且不说，自唐宋以来的史论则多是评论人物之得失，且大多数是表示了作者与一般不同的见解。苏洵的《管仲论》责管仲不能临死荐贤；苏轼的《贾谊论》讥贾谊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认为蔺相如完璧归赵乃一时之幸；以及《晁错论》《豫让论》《信陵君救赵论》等，都无悖于史实，而能言之成理。阅读这类文章对培养求异思维能力是有效果的。

也有一种史论读起来颇有意思。侯方域的《王猛论》，说王猛“及其不得已而见用于异国，犹忄卷忄卷不能忘晋，盖识大义者也。”“猛存则以秦存晋，猛亡犹欲以秦存晋”。持论实在让人感到勉强，但仔细想来就会恍然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