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　论　鲁　迅　的　文　章

　

鲁　迅　和　思　想　家

·散宜生·

（一）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０．７冯友兰、０．３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

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

　　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棗“末人”（与“超人”相对， Der Letzte 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纳为“演戏”两字。鲁爷成名后亲见三次反日高潮：东北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１），凇沪一二八抗战（１９３２），“何梅协定”和一二九学生运动（１９３５）；但是先生从未在高潮时写过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倒是毫不客气地讽刺时人的浅薄的爱国热情。什么“当代花木兰”“女子救国”；什么哎呀呀拿起西瓜吃不下，想想前线将士多辛苦；先生鼻子一哂：你们还是多向敌人学学吧，人家打得赢，“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难道先生指望这些喜欢演戏的汉子，会不把鱼翅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不把鸦片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

　　甚至六十年后的留学生也进步不了多少。举个最近的例子。据人民日报说，那个在冰上速滑中未判凯西·透纳犯规（撞张艳梅）的荷兰女裁判口出狂言，“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于是一些爱国的好童智争先恐后上中文网怒吼：

　　　　“打倒西方帝国主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谁也挡不住！”

　　不过，鄙人自从三年级时帮助老师处理过几次女孩子间的纠纷后，就知道这种在背后声称别人说了什么的话是最靠不住的。挂着条领带的领队、翻译未必比挂着条红领巾的女孩更纯真，而且双方都使用非母语的英文，更容易产生误解。按常理说，裁判碰到有人抗议，最可能做的事是打打圆场；打圆场时，在这种情况，最可能说的话是棗就像南茜·凯莉根安慰自己时说的那样棗“银牌也很好了”。这句话，就足够让心理年龄十三岁的人听成“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何况外事办不成就编洋人的话本是中国官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悠久传统。清朝大臣的奏摺往往和提到的洋码儿原件牛头对不上马嘴；在批判康生的秘密报告中，胡耀邦说他捏造苏共领导对老毛的负面评价以挑拨两党关系；不久前，鄙人也在网上揭露过最讲究“治学态度”的都人对达赖喇嘛自传的故意误译。真要做事，或者告到奥委会，确实有种族歧视的证据（真有胆量就把双方的英语原话拿出来），以西方现在ＰＣ（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声势，不怕撤不了那荷兰裁判的职；或者向透纳学习，以后学速滑前，也让运动员练几年花式溜冰，弯道时的小动作也搞得裁判不知电视不觉。当然，这时还能冷静做事的人，是一定要像鲁爷那样，被某些人赠以“卖国贼”的高帽的。

　　在鲁迅去世六十年后，中国大陆仍然充斥着不知如何做事，却又自以为是个角色的人，他们就像梁羽生笔下的听人传了一句话就要去杀人拼命的傻蛋武侠，被人一煽动就要赤膊做戏，虽说真的让他们在“成人的童话”中露个脸，梁先生还要嫌他们嘴脏。那么，在鲁迅看来正在大量制造“末人”的当时的中国，先生怎么能指望人们会有汉唐时的气魄，“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毫不介怀”？

　　本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进而比较他人的见解，这使我转向冯友兰和毛泽东。

　　　　　　　　　　　　　　　　（三）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但是，他们往往只见殊相不见共相，只讲对立，不讲同一，因此无法突破东方还是西方的地域界限，或者黄人还是白人的种族界限。

　　冯友兰在三十年代指出，中西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古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考察文化现象时，科学的方法是从殊相入手，上升到理解它的共相，冯友兰称之为“知类”。这也是老祖宗用的方法。汉代的人谈论金德的文化、木德的文化……说的就是文化的类。中国文化是“中古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而西方近代文化（注意：不是笼统的西方文化而是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文化类型的转换，即成为“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保持着中国特质的殊相。冯友兰是第一个从方法论的高度为中国旧文化的改造指出一条道路的人。

　　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１９４１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就内容讲，老毛是信口雌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蛮高明的，中国“新文化”所属的类和它在当前的“特殊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在《矛盾论》里，与冯友兰的雷同之处，还只是隐隐的蛛丝，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

，就是清晰的马迹了。不过，毛泽东是革命家，没有等待的耐心，对他来说，一个五·四运动，就足够转换文化的类型了。

　　在指出了改造中国旧文化的道路后，冯友兰进一步考察了这个改造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这导致人们眼界狭隘，“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其中三个是显然的家庭关系，朋友则相当于结义的兄弟关系，臣事君则类似于妇事夫。而西方近代文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即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文化。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家庭，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政治上，这导致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没能走上这条路，关键是中国的思想中缺乏科学，荀子的那种“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驾驭自然的思想，由于秦朝的短命而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要实行文化类型的转换，就要引进科学，发展生产，改革经济，而不在于刻意地“拿来”某一种思想或某一种制度。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缓慢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搞一次运动甚至打拼（台湾网友问大陆人怎么喜欢用“搞”，这里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总结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民族性、科学性后面再加个阶级性，把中国的新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鲁迅是这个新文化的“最英勇的旗手”。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提倡过什么新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或许和他的学历有关。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卧病生活困难期间，看的是野史和绍兴的乡土文献，直到十八岁进江南水师学堂。他看来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本土的启蒙文化（如敝本家唐甄对专制君权的批判）了解不深，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叛逆因素认识不足。而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则认真读过前辈乡贤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对旧文化中的新萌芽有所认识。老毛愿意承认，“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冯友兰相比，这两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有限。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毛泽东学过斯宾塞的《伦理学》，他们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但是恐怕不知道多少柏拉图和阿奎那，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心理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理学》“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今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妄和八九民运的躁急后，值得重温的，是冯先生的话：“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毛泽东和鲁迅，就个人才能而言，或许在冯友兰之上；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关键命题的回答，却远逊于冯友兰。哲学使人深刻，信矣哉，信矣哉！

　
孤　独　的　鲁　迅

·梦　冉·

　　小时候读鲁迅，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脚底流血，在坟堆之间呐喊的孤独者，间杂着呼号斥骂，那份悲凉和焦灼，不在有力。而悠悠长长地回响在历史的长廊。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太过黑暗，才会有这样的哲人。

　　渐渐晓得世事，又觉得他的“圆滑”，为什么如此锋利的鲁迅从没有“割伤”他自己？住口！除非臻于化境，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中是不可能避免牺牲自己。恐怕这正是近代中国缺乏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的缘故。毛泽东早已申明鲁迅的功不可灭，确实鲁迅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才华，奠定了鲁迅的地位。

　　有时候我更敬佩所谓性情中人，比如，千军万马之前，谈笑饮酒毕，一声“冲”身先士卒，义字当头，此等勇将胜过千言万语。然后就死掉，这便叫做勇士？

　　我曾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研究鲁迅的时间长了，偶而对我说：“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些杀的欲望，骂人会比杀人容易些，也精致些。”当不愿杀别人时那就杀了自己罢，也趁此杀了悲天悯人的孤独和痛苦。鲁迅是聪明人，选择了前者。

乡　愁　的　鲁　迅

·嚎·

　　记得是去年八月，这里也曾论过鲁迅。在那夏日里，我肯定是无心去论述那些文白夹杂的《阿Ｑ正传》一类的小说的。不为什么，我不喜欢而已。

　　多年来漂泊异域，童年和家乡越来越遥远了。于是想到了《朝花夕拾》，反复地咀嚼那韵味隽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据说只有能把回忆文章写到这个样子，方能称大家。那是超一流的文字，还是超一流的情感？

　　《花花公子》创刊人曾不无忧伤地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是沉重的离乡感。我想鲁迅先生能将这种情感写尽说绝，他该是哲人吧？

　　洪宽（飞龙）看重作人的作品，那是人本主义的一首首哀歌。读之恍如进入启蒙时期的法国，可我宁愿将其归入明末小品，都那么空灵，秋水文章不染尘。

　　在黑暗的时代写出人本主义的哀歌，这自是值得后人尊崇的。但在黑暗的时代写出非理性主义的檄文，则要让今人汗颜了！一篇《文化偏至论》，扬言科学发达使人精神低落，（从今天世纪末的情形看，科学最终未必可以给人类带来好运，而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只看看今天满目疮夷的地球就够了。科学令人类对付自然的方法越来越高明，蹂躏自然的速度越来越快。当最后那一刹那到来时，地球依然默默存在，人类却将如恐龙一样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力。能够看到这一点，本就只有最冷静、最深刻的智者，只看到眼前实利的众生哪里能够理解。――编者按）嗔笑民主是用群狼议会取代一狼独裁，振聋发聩有若尼采叔本华再世。他弃之如遗的，正是人们将他归入旗手的五四大旗：科学和民主！

　　我哪天不经意兴许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归入魏晋玄学的，他的字迹已然是抄碑得来的功夫，他的文章更充满佛经韵味。隐隐地，幽深，冷峻……

　　如果我能逐期地评论鲁迅和作人的作品，那我要说，二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在作人之上；三十年代，也就是洪宽点到的抗战前，我觉得作人似乎强于鲁迅。难道是鲁迅先生受到了瞿秋白的政治影响而偏激了？我想是。

超　人　的　鲁　迅

·方舟子·

　　毛泽东毕生推崇鲁迅，起初自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诚心诚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

。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难怪临死前的毛泽东，双眼已几乎失明，却还在用放大镜阅读那套人民出版社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版《鲁迅全集》；这位在林彪进贡的“四个伟大”称号中只承认“伟大的导师”这顶帽子的一代枭雄，！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雄文四卷”与《鲁迅全集》相比是显得多么渺小，而且会人亡书废，不可能传之久远呢？在网上发言，可以毫无顾忌，读来多么畅快。这才是真正个性化的真正表白。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所谓“鲁迅的主要贡献就是几篇小说”的说法，不过是无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至“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姜太公·

　　方舟子对鲁迅先生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然遗憾的是，以舟子的过人才学，仍难免流于片面。舟子论鲁迅思想价值一文〔见上文棗编者注〕，本人认为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都有可商榷的地方。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对中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大概是很少会有人视而不见了。以方舟子对历史的爱好，视毛为一代枭雄而加以敬仰，实不为过。

　　但借毛对鲁迅政治思想的推崇来抬高鲁迅思想的价值，甚至将其推上永恒的圣坛，就有些难以服众了，可说是所托非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可造成的危害，从比鲁迅稍后的希特勒身上，不难窥见一斑。为解释尼采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舟子用“超人的姿态”来形容鲁迅，然后将鲁迅歌颂为“卓然不群的战士”。不知舟子是如何拴释“超人”的，从鲁迅身上鄙人是横竖看不出一点“超人”的影子。

　　舟子又称颂鲁迅的“博爱精神”，并谓其源之于托尔斯泰。以鲁迅多疑善怒的性格及“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斗争精神，恐怕离博爱精神还有一段距离吧？试想一下，如鲁迅确有象托氏那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毛泽东仍会如是推崇他吗？当年梁漱溟只因劝毛对农民施点仁政，便遭来一顿臭骂。毛泽东恐怕是对鲁迅的斗争哲学更为推崇吧？

　　那么，鲁迅思想在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价值呢？这个问题希望方舟子能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及今天的现实继续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这里鄙人仅简单考察一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流露的部分思想。

　　一九○八年，二十七岁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以文言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如方舟子所述，该文对西方的议会民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民主制度“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事实上，经计算机检索发现，在被誉为“诗与政治结晶”的鲁迅杂文中，不仅没有颂扬民主的文字，连“民主”这个字眼都未出现过。

　　鲁迅对民主为何持这种态度呢？

　　鲁迅诞生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的浙江绍兴，幼时家庭败落，曾被趋炎附势的亲友视为“乞食者”。他因此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堕落，对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以深入农村，从小和农民建立了较牢固的精神联系，具有老实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鲁迅是本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当时正值戊戌维新失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日本成为中国流亡革命者的荟萃地。鲁迅常在课余时间赴集会，听演讲，置身于誓死埋葬封建王朝的火热的

时代气氛之中。日俄战争期间，他又在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中国同胞替俄军做探子而被日军砍头的情景，痛感身为弱国国民的悲哀，这使他在跟封建王朝决裂的同时又增长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愤而改医从文，立志要铲除国民的愚昧，拯救中国。同时，鲁迅在日本接受的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使他产生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并起而寻找资本主义以外的世界。

　　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显然受到他老师章太炎和德国思想家施蒂纳、尼采等人的影响。章太炎认为当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状态时，民主制的选举适足以压抑贤良之士。尼采更是对“文明的邦国”存在的虚伪和偏颇进行了揭露，他将治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超人身上，而视民本主义为蛇蝎。

　　实际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思潮有着两种侧重不同的解释：一种强调平等，热心宣扬西方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潮；一种认为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因而更重视张扬个性，解放思想。胡适是前者的代表，鲁迅则是后者的表率。这种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择取，不难看出，是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乃至个性特征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不像胡适，鲁迅并未在西方民主国家生活过。虽然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无疑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中国当时尚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之前就把民主制度说成比专制制度还要酷烈，恐怕难免陷入另一种极端。西方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变进化，以鲁迅当年对民主的批判来指责今天的民主人士，多少有点类似用格烈佛的小说来攻击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不同于本世纪初，鲁迅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意义尚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比方说，在缺乏宽容，高压专制不下于当年的今日中国，如何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想必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鄙人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现今最需要的，不是鲁迅先生擅长的战斗精神，而是宽容。有了宽容精神，何来中文网上的接二连三的骂战？为了网上的和平，为了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小小的互相了解的园地，我们有责任宣扬宽容平和的做人态度，为中国的进步，脚踏实地的作点努力。语言虽然很流畅，但似乎并没有严谨的逻辑论证，因此我并没有被打动。

答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方舟子·

　　对《反民主的鲁迅》一文我想说明两点。首先，我直接说明“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价值，与我们认识的大概并不相同”，岂有拿毛压人之意？姜先生以毛泽东之凶残力证鲁迅思想之无博爱，岂非无的放矢？鲁迅先生之价值自有其著作证明，其地位不必靠任何人的推崇来确立。

　　其次，我说“托尼学说”是鲁迅的思想来源，姜先生以“多疑善怒的性格”反驳。以性格反驳思想，显然不能服人。鲁迅的博爱精神，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也已是被肯定的，这可以参看当时文人的“鲁迅论”。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若无博爱精神，无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的大怜悯，哪会“哀其不幸”，并把他们的不幸刻画出来以博读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如果没有超人的姿态，不想挽救芸芸众生于苦难之中，又怎会“怒其不争”，先是弃医从文，进而弃小说写杂文，成为文坛上向社会进攻最猛烈的战士？称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托尼学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用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表达法，叫“内托外尼”，也就是我前文说的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

　　《文化偏至论》一文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文章本身，而在于从中可以一窥鲁迅的思想源头。

也　谈　今　天　的　鲁　迅

·慕　陶·

　　飞龙说：“说到鲁迅骂国民性，骂了这么多年，除了惹恼了一些革命小将们反骂你不懂中国文化，实在是于事无补，甚至越骂越糟糕。看看共产党当政者，还不明白了吗？再说了，骂国民性的海了去了，也不止鲁迅一个。五四是个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世道，谁不会骂？”

　　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作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这份积极意义还未能充分彰显。此外，鲁迅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带了太多的情绪，至少是太多的讽刺意味，这平添了接受的阻力。我们何妨客观、理性地来检讨问题呢？

　　我以为，中国国民性里的负面性质，有一部分是历史阶段性的“负面”，换言之，这种负面性质在另一种历史阶段里是正面的。此外，一部分的负面性质则是过去享受的代价。西方人自由吗？他们在公共事务上所享受的自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过去。

　　我无意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涂脂抹粉，但也不赞成我们避而不谈。我们不能面对自己的国民性，就不可能努力去改变它，进步的可能性将是非常有限的。

　　哪个人不会骂人？这要看所谓“会”是什麽意思。泼妇骂街，骂上几十年，可以全触不到痛处；但是，鲁迅毕竟是有智慧的人，他的骂是能搔著痒处的。至于怎么样才能使国民性朝向较理想的方向改变，这份使命何不交给我们自己呢？

迅　的　逻　辑

·胡　彪·

　　鲁迅的东西读得不多，也不敢多读，读多了不利于修身养性。不信你可以注意一下中文网，见那种三句话不来就跟人掐上了而且还掐得不屈不挠的主儿，你去打听，十有八九是鲁迅的东西读多了。

　　据说，鲁迅的逻辑比较严谨，比如他认为，如果他长癞疮，我骂癞疮头，他要是领了去，那就是他的不是。的确严谨。然而，读过《流氓与文学》〔附录〕我动摇了，尤其最后一段，在逻辑上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　　　　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　　　　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　　　　，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　　　　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

　　这无疑是在挖苦国民政府滥杀共产党人，很有力量而且不无幽默。可接下去鲁迅笔锋一转，我就跟不上了。

　　　　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　　　　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讥讪诽谤。

　　这大概是借刘邦是流氓得势，喻讽国民党也是流氓得势。可这与出身微贱有什么关系？似乎在鲁迅的眼里，流氓都出身微贱，他提到的三个流氓，刘备、刘邦及朱洪武，出身都不高贵，他差点儿没说出身微贱的都是流氓。即便如此，这与国民党的出身如何发生关联？是有多少党国政要的出身不及鲁迅高贵？还是国民党本身出身微贱？好象都不是。但无论如何，鲁迅显然是把国民党归入了流氓之列。勉强是勉强了点，情之所至，多少有点穿凿附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接下去，鲁迅笔锋又一转，我基本就找不着北了。

　　　　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象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　　　　视，所以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　　　　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　　　　尚，所以说有意侮辱

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　　　　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暂且假定太祖“出身微贱”与“常看人家文章”有直接联系，反正朱元璋不亲自做证，谁也不能轻易否证。可后面的结论是什么意思？出身微贱江山坐不久？还是根本就不能坐江山？好象都对不上号。首先，朱家的江山好歹也坐了二百七十多年，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不算短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一句不知从何说起？其次，说朱家的天下是马上得的，也过于牵强了一点，有把明太祖与元太祖搞混的嫌疑。不过，非要说人家的天下是马上得的，别人也不好抬扛，可人家不光得了，而且还治了二百多年，这怎么解释？我是晕了，没晕的做点好事，帮咱找找北。

　　然而，这一段虽然逻辑上不通，读着特别扭，但鲁迅想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诅咒国民党统治不会长久。渲泄情感是可以不讲逻辑的。

　　假如鲁迅能够长寿，能于半个世纪后，再做一次同一题目的演讲，其结尾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把几十万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穷　　　　穷棒子得天下，不能以穷棒子治之。”　　　　（以上为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流　氓　与　文　学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①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７日默写）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口害！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画，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不意思。（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４日默写）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镇日价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我们现在举一个例来说，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口害，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８日默写）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象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注①〕此文是鲁迅六十多年前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所作的演讲。同文书院是由日本人开办，主要是为在上海的日本人学习汉语而设的学校。鲁迅这次是为该院第２８期学生作“华语特别讲义”的。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飚风》第２６期披露了在日本发现的这次演讲的记录。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是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

乱　世　中　的　忌　日

·飞　龙·

　　今天五月六日是周作人先生的忌日。二十七年前的今天，正当神州大地处在人为制造的最昏暗的时刻，一代五四新文化大师，阖然辞世，享年八十有三。

　　让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默默地缅怀这位“流氓和隐士”吧。

　　周作人先生的一生是极不平凡而又充满尖锐矛盾的一生，宛如我们可恨又可爱的伟大祖国几十年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固然，国之不幸，子民安能有和平？

　　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周作人先生早年也曾经漂洋过海，到异邦求学。回国後在北京大学执教鞭十多年，亲历新文化史上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笔墨论战，成为五四“个性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旗手和健将。先生的学问，在十数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发扬光大。

　　周作人赞奉中庸、希腊的和谐、均衡与宁静之美。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生死般险峻的抉择。先生坐过大牢，遭过暗刺。

　　先生与中国民族结下极其复杂的恩怨。正如董秋芳在二十年代所问得那样：到底是中国民族对不起先生呢？还是先生对不起中国民族？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而成了先生最难回答的了。我们知道，先生前半生对日本帝国主义训斥有加，直到抗战爆发的前夜，也没有停止对侵略者的呵叱与揭露。但由于出任伪职而不被中国人所原谅。

　　飞龙不禁好奇，假如周作人生就一个日本人，娶日本姑娘安家过日子，但对中国文化却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并做出重大贡献，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来中国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官员。中国人民会怎样看待他人呢？怎样对待他的学问呢？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离先生辞世还有一年余，也可能是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霭尚未刮到他的身边，先生的精神特别好，给我们留下一首风趣的辘轳体打油诗：

　　　　春风狂似虎

　　　　　　似虎不吃人

　　　　　　　　吃人也无法

　　　　　　　　　　无法管风神

　　先生的自传《知堂

回想录》于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刊行，叙事详备，冠同辈文豪之首。唯事涉个人情感、风月之事则轻描淡写，缺乏法儒卢梭之胆量。此桂冠只好留给另一个性学家张竞生了。先生自认是个性学家，熟读性学经典，晚年却患前列腺肿瘤而不治，未知可是冥冥中的劫数？

　　周作人先生在２４岁那年与日本的羽太信子小姐结婚，过了五十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信子病逝在北大医院，可谓成功的婚姻。

　　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后裔全部移居日本。

周　作　人　ＡＢＣ

·飞　龙·

　　　　　　　　　　　（Ａ）　周作人是个性学家吗？

　　周作人好比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一生谈论过的话题太多，他读的书也非常多。这样後人对他的评价则往往会限于评论者的胆识与知识面，免不了会有管中窥豹之嫌。所幸他死得很从容，再加上他有个毛病，总喜欢唠唠叨叨地自说自话。下面一段话是周作人在１９３４年写给陶明志的，好象还印在了陶书《周作人评传》的扉页上，并且是用的大号字：“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我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棗以上在民国十九年为《燕大月刊》所写。现在可以加添一句，如不懂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批评我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致陶明志，１９３４年）

　　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之前）介绍性学家蔼理斯著作学说的，除了周作人，还有早年（１９２６年）的张竞生，以及后来“新月派”的潘光旦先生。潘在４０年代翻译的书，到六·四前在中国大陆重印，仍造成轰动，因为蔼理斯这个名字及他所代表的性知识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空白。

　　弗洛伊德在中国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说，中国人不能理解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