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契机

“补充”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一时期，匈牙利事件和苏共 20 大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揭露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起了很 大的震动。因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现象问题。

　　萨特认为，斯大林现象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恶果。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了社会主义 制度，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却分裂了欧洲工人运动，使欧洲革命陷入低潮，而恐惧了的资产 阶级则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因而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 维克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建立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鼓励和支持欧洲的革命运动； 另一条是封闭自我、急功近利地维持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张走前一条道路，而 斯大林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斯大林取得了胜利。因而，布尔什维克在 实践上放弃了对世界革命的关注，把目光转向苏联内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向帝国 主义作出让步。在理论上则强调俄国特殊论，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主义地方化、民族化，使 之适合于俄国的落后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需要在实践中相互依存”的思想被 抛弃了，俄国人希望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苏联的建设性防御。所以，出现了苏 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和专政。同时，俄国的落后性和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又 决定了这个国家必须实行一种专制的制度。

　　苏联一国社会主义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工业化。在工业化的环境中，作为自由的实践有机 体、作为共同个体的工人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人”。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通过 一种压迫和强制的方式，把工人阶级分散到不同的群集之中。苏联工业化所带有的这种压迫 和强制的性质，导致了管理者同群众的矛盾的出现，形成了非对抗性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等 级制度上层的管理者，成为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阶层，从而造成了与布尔什维克平等主义原 则相抵牾的现实。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本来是要建立一个由工人完全控制生产 过程的社会，但是，在匮乏和外部威胁的情况下，领导者却不得不尽快克服物的抵抗，发展 重工业。为此，就必须鼓励群众对生产的兴趣，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兴趣不可能成为工 人本身所具有的一部分，所以就必须借助于等级工资制来激发这种兴趣。等级工资制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者对群众的压迫和强制，但却把官僚主义特权化固定了下来。

　　萨特根据同样的思路阐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认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过程及其环境，决定了它的主权机关只有通过把权力放在一人手中才能得以生存和活动，即 要求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作为统一人民的方式，既让人民在生产中作出最大的努力，又在政 治上消极和相互分离，让他们只从属于领袖个人的意志。

　　总之，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特权化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是 由于一国社会主义造成的，避免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世界范围的“总体革命”。各国无产 阶级通过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广泛社会主义联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布尔什维克 原则不会因“物的匮乏”和外界威胁而得不到贯彻，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在个性的充 分发展中按照自己的特性去改变历史。

四

　　科学技术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 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社会生产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从而使生产力获得大规模发展。尽管 科技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大部分已经“白领化”，他们的生活条件和 劳动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这些情况显然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经典资本主义不同。 对社会发展的新的情况要求思想家们作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 们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他们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但思考的问题是值得肯定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产生的“富足社会”并未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 盾，这个社会依然是病态的社会。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他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作出了 认真的考察。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人的生活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富 裕，解除了物质的匮乏，实现了人的需要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人们提供了质高量多 的各种消费品，比如高级轿车、住宅、组合音响和厨房设备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逸 舒适，日新月异的新产品琳琅满目，让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认识自身、寻找灵魂，好像 人们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存在，所以人们成了需要的奴隶。

　　就人们的劳动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使肮脏而激烈的肉体劳动减 少了，但是，随着工具的复杂化、精确化，它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也不断增强，人愈益沦 为机器操纵的对象，人的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机器的一 部分，仅仅在履行一部分技术操作的功能，个体的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人的智慧和 感觉都变成了管理的对象。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生活越来 越安定、富裕，纵情享乐和舒舒服服的时候，人的独立辩证的思想、自主性和批判能力开始 丧失，他的精神开始被操纵和驯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寄托在电视、广播、报纸、商品 广告的刺激性宣传上。就人们的政治生活而言，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的高度发展的 生产率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产生了凌驾和超越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之上的利益，政治权 力通过机器生产过程与国家机构的技术组织的控制，成功地动员和组织、利用高度生产率维 护着自己的存在，人们通过消费品的中介被牢牢地束缚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另一方面， 人们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不自觉地放弃了持异议和抗议的革命意识，放弃了个体自主 性的要求，丧失了对任何统治因素的抵抗能力、否定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因而使自己屈从 于统治和变成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有效地利用 各种资源，增加生产，增长福利，提供宝贵的消费品。但这一切是通过空前的组织起来的方 式实现的，而“组织”又是建立在技术设备和技术结构的基础上的，即通过工艺共同体把劳 动中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个体由于分工仅仅是工艺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子，他从属于技术理 性的统治而服务于高生产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爱欲受到压抑，他的存在遭到损害， 他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自主性的，自我感到幸福的奴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科学 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存在着巨大的对人类进步的否定、非人性化和对人的无情摧残。

　　在今天，人已经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机器，是外在于科学的科学从属物，人的一切都是为 了科学服务，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必须以技术装备为模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向往一种无劳 动分工、无商品、无剥削、无异化和人的个体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 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性完全恢复，人不仅和自然界处于 统一和谐的关系中，而且达到人与人之间的以爱为基础的和睦相处的关系之中。

　　上述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联 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思想并不是“象牙之塔”中无根据的空想，虽然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角度有时显得难以令人接受，但问题本身是不可否定的，因而思考这些问题就是非常有 价值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除了卢卡奇之外，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未打算将 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尽管萨特、马尔库塞等人在“五月风暴”期间非常活跃，但那很难说 其动力根源于他们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五月风暴”只是增加其理论色彩的调味品。